劉世錦:如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時間:2017年11月23日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第三屆中國保險業人才發展高峰會做演講


(本文根據現場速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十九大剛召開不久,全國正在掀起學習、理解、貫徹的熱潮,我本人也有幸參加了十九大文件的起草,當然這個起草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借這個機會與大家做一些交流。


1. 如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現代化經濟體系,我覺得跟保險業是有關系的。保險業是現代化經濟體系中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十九大提出這個概念有一個背景,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這是針對現在中國經濟發展十九大做出的一個非常重大的判斷。重要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F代化經濟體系,主要講三方面:

一是三大重要變革(核心內容)。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二是產業體系。產業體系四位一體。首先是實體經濟,現在保險業、金融體系要服務于實體經濟。但是這個實體經濟不是過剩,也不是泡沫的,而是與科技創新、現代金融結合在一起,包括保險業。

三是經濟體制。四位一體構成一個新的產業體系。經濟體制主要是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

所以,簡單說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內容就是三大重要變革、四位一體產業體系,三個“有”的經濟體制。然后,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2. 三大重要變革是關鍵


為什么要提出三大變革,它是問題導向。問題導向就是我們在這個方面存在著比較突出的問題,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第一,質量變革。中國人均收入8000美元與發達國家四、五萬美元的差距在高端、細節、經驗、數據、文化等等。質量變革與數量擴張難度更大、時間更長。

第二,效率變革。經濟中的還有很多低效率洼地,如行政性壟斷領域,杠桿過高、金融風險嚴重的領域,房地產泡沫嚴重領域。

第三,動力變革。勞動力總量從2012年開始下降,工資上升,所以,我們過去勞動力上的優勢基本上在迅速消失。經濟增長更多依賴于技術進步、要素生產率提高,中國高質量人力資本的優勢還是有的。如何把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轉向為人力資本優勢,人口數量紅利轉向質量紅利,這可能是下一步我們整個動力變革的主要內容。     

在三大變革中,質量變革是主體,效率變革是主線,動力變革是基礎,最終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三大變革,必須深化一系列相關改革。

最上面黃線是證券業的利潤率,中間綠線是房地產,最下面藍線是工業企業。我們現在講脫虛向實,先不說證券業,房地產前一段時間,有一些上市公司,實體經濟搞了一、兩年,賺了錢還不如在北京買一套房賣掉,是因為綠線比藍線要高。所以,我們整個激勵機制是有問題的,中國的金融行業占GDP比重超過8%,美國是6%多。所以這里面中國經濟就是效率低,所謂不平衡的問題,在這里面都能夠看出來。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強調實體經濟,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另外培育性的增長點,深化存量資源配置、優化優質資源、優質增量供給等等。

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關注,指出這些領域可以起到戰略引領作用,但實際發展中的重點領域更多依賴于市場選擇,不是發展那些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實體經濟,重點是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促進二者融合。

在互聯網、數字經濟領域,我國已有一批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加上市場規模、產業配套、技術加速甚至局部領先的優勢,很可能形成一系列新增長點和一批世界級的技術、產品和企業。

下一步發展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包括保險行業如何為實體經濟服務。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降低全社會土地、能源、通訊、物流、融資成本,我覺得這個是建設現代化體系必須要做的事情。

來自民營經濟家的呼聲說,中國制造業成本高,是制造業缺少吸引力、脫實向虛或外移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以實體經濟特別是先進制造業為基礎。盡管缺少系統數據,從可獲取的數據看,中國制造業的土地、能源、物流、通訊、融資、環境成本高于一些發達國家,例如高于美國1-2倍。

中國成本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競爭不足,效率低下。因此,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放寬準入,推動“行業混改”,將會帶動大量有效投資,有利于經濟增長。把深化土地、石油天然氣、電力、通信、鐵路、物流、金融等領域改革,切實降成本,作為下一步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效率變革的重點。

更加重視創新環境的建設。成功的創新主要源于區域性創新中心或創新型城市,除了國家隊項目外,更重要的是形成市場導向的創新網絡和環境條件,包括知識產權的保護和激勵,企業家、科學家等創新主體的穩定預期,各種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化組合,創新不同階段金融產品的有效服務,產業配套條件和創新基礎設施的支撐等。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一個新提法,鄉村振興與農村振興有重要區別。過去一些年主要是農民進城、農業為主,資源主要向城市流動,部分農村處于凋敝狀態。鄉村振興并不所有村莊都要振興,農業社會和現代化社會的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根本不同。這是扶貧過程中的教訓。這一輪的鄉村振興的主線是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優化配置,包括人口、資金、技術、土地使用等。

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近年來一線城市房價上升,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重大結構調整:大都市圈加快發展。2015年人口凈流入前三位:上海981萬,北京882萬,深圳782萬,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這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發達國家都曾經歷的過程,具有規律性。中國將會形成若干個3千萬至5千萬人口乃至更多人口的大都市圈或大都市帶。

住宅用地占建設用地的比重偏低;農村集體土地不夠直接進入市場,房地產稅至今未能起步,既有的城市化發展的理念、戰略、政策不適應,致使房價過快上漲更多源于體制、結構和政策層面的推動因素。打破困局的出路在于供給側改革,增加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比重至40%以上。由各種資源集中于核心市區的結構,轉變為城市核心區加大批小城鎮的結構,形成優勢產業支撐、快速軌道交通連接、優質公共服務、包容性強、綠色低碳的新型城市網絡,加快實施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價同權,農民宅基地更大范圍內流轉、抵押、擔保等,積極發展長期公共租賃住房,租售同權,加快推出房地產稅。房地產稅與已繳納土地出讓金的關系,不同收入和居住條件下的稅收減免等問題,都不難找到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方案。

推動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結構優化和戰略性重組。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的深化和提升。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可大可小、可進可退,而資本則應優進劣退,不斷調整,才可能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的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傳統的過重產業結構中退出。

就保險行業而言,很多是國有資本,為什么要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而不是國有企業?第一,國有企業資產規模大,并不意味著資本規模大。如果負債率過高,經營狀態差,國有權益資本可能處在收縮狀態。第二,資本形態有更大的靈活性、可塑性,以便及時滿足國家發展戰略的需求。第三,國企國資改革需要好案例,深圳走在全國前面,如華星光電,采取基金形態,支持創投,支撐基礎設施發展等。

穩定社會、企業市場和企業家的預期。這次十九大給出一個清晰、長遠的發展目標,要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的作用,法制建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特別是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各種社會主體創新創業,保護財產權、人身權、人格權。我認為這次十九大提出保護人格權,在中國人權發展歷史上具有濃墨重彩的一筆,這樣對穩定整個社會和企業家的預期是很重要的。

加快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理順中央地方財政關系,建立硬約束的預算制度。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減稅必須與稅制改革相結合,形成與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相適應的金融體系,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進一步提高開放的質量和水平。吸引外資,看重的是資金背后的技術、管理、體制機制、供應鏈、營銷渠道、品牌等有利于產業轉型升級的要素。

中國人均收入8000美元,總體上仍處在追趕期,必須謙虛謹慎,放低身段,善于學習,在創新的同時還不能放棄模仿,因為這樣成本更低,進步更快。凡是在我國境內注冊的企業,都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持續改善投資營商環境。


3. 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也就是轉向中速增長階段


過去七年的經濟增速回落,既有現實挑戰,也有理論挑戰。既有理論主要解釋后起經濟體的“起飛”,對起飛后的可持續性,何時并以何種方式“降落”,“降落”后的前景等缺少關注,更未形成有較好解釋力的理論。三種主要看法:周期性波動,外部沖擊,增長階段轉換。這也是近來年宏觀政策分歧較大的重要原因。

我們判斷2017年前高后低,事實上也是如此。2018年整個經濟可能上半年有季節性回升,年中以后下行壓力可能還會相當大。明年有一個最大的變數就是基礎設施投資,因為現在地方債務其實是比較突出的問題。

今后三年增長6.3%即可出現第一個百年目標,此后中速增長平臺可能調整到5-6%之間。

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將決定金融市場走勢。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最大的時期可能已經度過,如果轉型順利,生產率提高,中長期仍可能進入上升通道。中速增長平臺形成后,根據國際經驗,將可能持續10年乃至更長時間,從而為實現2020年和更長一個時期的發展目標打下穩定基礎。